与现实人格权一样，网络环境中的人格权以名誉、肖像、隐私等各种人格利益为客体，但因为网络的放大效应和受众的无限性，现实中并不重要的人格利益在网络环境中就成为需要保护的重要人格利益，从而体现了拓展性的特点。
他们不受情感和道德伦理的约束，只顾忌法律对其作出的禁止性规定，并试图找出法律漏洞、规避法律对其作出的限制，因此有必要通过严密的法律规定防止他们作出危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在必要时会采取非正当手段。
在家庭之内，个人承担了与其父、子、夫、妻等角色相联系的义务。个人也不再依附于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为个人提供了许多机会。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项目而言，社会保险提供的给付不是政府在个人毫无付出的情况下凭空授予的恩惠，而是个人（以及用人单位）履行缴纳保险费等义务之后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在城市中，国有企业改制打破了铁饭碗，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7]，他们失去了原来由单位提供的保障，成为救助对象。在行政诉讼中，个人与政府分别作为原告和被告，参加法院所主导的行政诉讼，在诉讼中相互对峙[14]。
现行宪法于1982年制定，当时的文本体现了一定的人的形象。在必要时，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可以将政府诉诸法院。另外，虽然在全国范围没有统一的要求，但在很多地方的征地实践中，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环节也被放在报批前进行。
〔[39]〕批准征收的决定实质上已直接面向相对人，直接产生影响相对人权益的法律效果，因此其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特性。〔[25]〕《土地管理法》第44条第3款。在这种情况下，其最优的选择应当是切实履行报批前的程序义务，而不是造假。（一）案例及其延伸1.案情江苏如皋市如城镇宏坝村近200户村民集体所有127，470平方米土地（其中村庄住宅占地99，336平方米，农田等其他毛地占28，134平方米）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并被当地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挂牌出让给一家房地产公司进行商品房开发。
〔[21]〕参见《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第14条的规定。参见程洁：《土地征收征用中的程序失范与重构》，《法学研究》2006 年第1期。
〔[21]〕本案中，如果审批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切实进行有效审查、公正审批，那么该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就不会被批准。这些要求针对申请机关作出，而不直接涉及拟被征收人。第二，审批机关在此过程中具有被动性，至少在形式上如此。〔[1]〕现行《土地管理法》确定了如下土地征收流程：申请征收的地方政府报批（以下简称申请机关）→农用地转用审批→土地征收审批→土地征收公告→办理补偿登记→补偿公告→听取被征收人的意见（或组织听证）→（补偿争议裁决）〔[2]〕 →补偿→交付土地。
虽然理论上征收审批构成对国家能否征收集体土地的决定机制，但事实上未来真正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并能对征收后土地的使用权进行处分的主体是申请机关。〔[50]〕虽然这种观点深深烙有在普通法司法审判程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辩式裁决模式的印记，〔[51]〕但不能否认是，裁决所涉及的双方当事人均得参与裁决过程，裁决者应听取双方的意见（audi alterem partem）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33]〕参见《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第13条。〔[38]〕参见前引〔22〕。
土地征收行为属于典型的多机关参与，一个对外程序，表现为单数具体行政行为的多阶段行政行为。〔[63]〕关于逆向选择在经济学中的描述，参见[美]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法律规则》，杨欣欣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三、征收审批的法律属性：引入正当程序的理论基础以上正反两面的分析均表明土地征收审批并非可有可无。更为荒诞的是，当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征地调查表的签名全都是一人的笔迹，被调查人签名中，有4名村民其实早已死亡，有的死亡时间已达7年之久。
进而言之，对征收审批是否有存续必要的回答实际上就构成对一种方案的支持，同时是对另一种方案的否定。富勒对裁决的分析基于这样一个命题：裁决的基础是利益受影响的各方得以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和合理观点，〔[49]〕在其的眼中，没有参与则无裁决。〔[4]〕按照这种思路，在土地征收决定作出之前，应当告知土地拟被征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以下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批准征收之前简称拟被征收人，批准之后称为被征收人），并赋予其表达意见或者获得听证的权利。〔[11]〕这种意见强调在现有审批体制下引入正当程序，本文将此种意见提出的方案称为改良方案。例如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物权法》第42条第1款均作了这样的规定。〔[63]〕解决逆向选择问题首先考虑的是能否建立一种有效的传递信息（signaling）机制，使在信息上处于劣势的一方能够获得另一方不愿披露的关键信息。
〔[34]〕《土地管理法》第45条第3款。前文已说明征地审批环节存在初审机关、复审机关和最终批准机关的分离，这种层层分工事实上加剧传递信息信号的衰减。
如果要阻止县级政府恣意征收、防止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征收事实成就，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拟被征收人通过听证发表异议或意见，且由独立于县级政府的公正第三方根据听证记录对是否征收进行裁决。〔[55]〕这种情形下，批准征地的批复仍由法定的审批机关作出。
〔[28]〕同上书，第6-11页。补偿并不是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土地征收行为的组成部分。
这种机制能够凑效的前提是事后检查能够发现县级政府是否超越指标征地。经过审查后，审批机关只能在批准征收或不予批准中作出选择。这种情况下，引入正当程序势必或多或少有延误审批效率之虞。否则提出使拟被征收人介入审批环节仅仅表明对正当程序偏爱的价值立场，而置理论逻辑是否自洽之理性于不顾。
〔[52]〕在裁决模式中，正当程序的工具理性首先体现为当事人的参与有利于裁决机关根据权威的标准作出正确或准确的裁判。1.设置土地征收审批制度的意义2009年3月2日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政府在贾汪镇宗庄村公告，经江苏省人民政府苏国土资地函[2008]0381号和 [2008]0829号批复同意征收贾汪镇宗庄村土地34.6749公顷。
〔[16]〕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3条第（二）项规定……涉及国有农用地的，不拟订征用土地方案……。在不可能事先监督申请机关行为的前提下，未履行报批前程序义务对于审批机关而言不具有可观测性（observability）。
〔[48]〕实质方面主要就是否符合征收的要件进行审查，例如前文所述的是否履行报批前的程序义务，拟征收土地的界址、地类、面积是否清楚，权属有无争议，补偿标准是否符合法、安置途径是否切实可行界等。现实中即使征地行为违法，征地程序完成后往往已经成就大规模建设事实，对利用土地进行恢复可能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损害公共利益。
〔[50]〕See Robert G. Bone, Lon Fullers Theory of Adjudication and the False Dichotomy between Dispute Resolution and Public Law Models of Litigation, 75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1273(1995).〔[51]〕D.J.Galligan, Due process and fair procedures: a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6, p.243.〔[52]〕工具价值或工具理性强调具体手段对于达到特定目的或实现特定结果有何作用或意义，这是设计程序时应优先考虑的因素。报批前的程序具有向拟被征收人披露信息和使其参与申请机关的准备过程的功能。基于预先防止优于事后纠错之常理，两审批程序向拟被征收人开放，引入拟被征收人介入程序，给予其在法律程序上的抗辩权以防止错误审批。从这个角度，批准征地可理解为对申请机关履行报批前程序义务的激励。
变革方案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拟被征收人在土地征收决定作出前可提出异议，并要求召开听证会来确保县级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公正或可接受。如果不改变审查机关垂直分工的现状，为防止下级审查机关放弃审查职责或故意隐瞒有效信息，就应当在复审阶段设置正当程序。
〔[36]〕《土地管理法》第44条第1、3款。申请机关对报批材料造假、初审机关没有尽到实质审查的义务，均违反该《通知》的要求。
内部行政程序无需将以引入第三方参与作为必要条件。……国土资源部门应对拟征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地上附着物权属、种类、数量等现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应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地上附着物产权人共同确认。